正典分析及組合分析合法嗎？

對現在華人教會來說正典進路及組合分析可能是比較陌生。不過，在學界，這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。正典進路可以說是福音派在學界嘗試挽回聲望的釋經進路，不過現在所討論的，是集中於舊約聖經的研究，而且所謂正典，是指按希伯來文聖經經卷排列的次序。

所謂希伯來文聖經經卷排列的次序，就是分為訓誨書、先知書及聖經（著作）三類，其中的排列次序和我們中文聖經的排列次序有著很大的分別。這種排列的重要性，可能對於經常用游擊讀經法的信徒來說不太重要，不過對於學界來說就非常重要，因為這影響了學者們對經卷中心信息掌握的方向。例如我們一直歸入歷史書的《書》《士》《撒》《王》，現在的學者就會從先知國度去詮釋這幾段聖經。至於什麼是先知角度，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曾經簡介過，在此不作重覆。

Childs可以說是正典進路的祖師爺，他扭轉了Redaction Criticism壟斷學界的形勢。當時的學界，基本上都一致地認同舊約聖經是經過無數修訂之下完成的作品，不過這並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大家嘗試透過無數前設，去研究如何復原最原始的聖經版本，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出名的JEDP，當然還有無數不同的Redaction Criticism的方法。而Childs則提出劃時代的見解﹕回復最原始的聖經的進路是錯誤的，既然正典是現在的模樣，我們就應該針對現在的正典形狀（Canonical Shape）去研究及詮釋聖經，找出整本舊約聖經（不是每卷）的中心信息。

之後，福音派學者便循著這個方向研究，發展了現在的「組合分析」進路，指出這個Final Form的排列次序有著編輯者的心思。例如《箴》放置於《得》前，就是將才德的婦人和路得拉上關係云云。

不過這個方向的研究亦走向走火入魔的趨勢，對一些我們覺得比較散亂的書卷，此等學者也可以找出一些寫作策略。例如詩1-2是整卷詩篇的引言，《何》是《十二書》的引言，《瑪》是《十二書》的結語等。筆者現就著這兩個例子作出討論。

如果說《詩篇》的編者有心思佈置《詩篇》的話，我仍可以接受，不過如果推論到整個《詩篇》有一個寫作策略的話，就未免太過神話化了，理由如下：一、詩1-2的確有其獨特性，不過詩1-2真的可以貫穿整個詩篇的信息嗎？二、個別詩篇的確和上一篇有密切關係（如96-99裡有很多明顯的平行），但亦有更多的詩篇和上下篇沒有太大關係（如詩卷二中很多都只能是獨立的詩篇），如果要強加一個寫作策略於《詩篇》中，那學者必定要找出大量的Word Play，將信息的字眼改動很多，才能堆砌成一個富趣味性的《詩篇》大綱。而且學者必然先有前設，再將經文鑲嵌入他的學說裡，如果自然地讀《詩篇》的話，基本上可以說沒可能讀得出其寫作策略，相信即使以色列人自己也不能。

至於《十二書》，可以說是神的審判及神的恩典交錯的書卷，和《賽》、《耶》、《結》等一樣，都是兩個主線信息交錯的。所以，如果在《十二書》中將《何》及《瑪》的角色強調出來的話，我覺得亦沒有這個必要，況且現在大部份學者都認同《十二書》的寫作策略在於用字，在每卷書與下一卷書都有一些連接的字眼或意像（Catchword，見下表）：

另外，Dyck又進一步提出《何》及《瑪》都是解釋以色列人不能守約，從《珥》到《亞》則指出神的審判及祂的拯救，這就成為了結構上ABA' 的格式。但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刻意建構一個架構，很明顯地，以色列人不能守約這個信息，差不多貫穿在《十二書》中，《何》及《瑪》真的有其獨特的地位嗎？這豈不是先有假設再用經文支持的讀法嗎？如果只從文氣而言，真的可以讀出這個結構嗎？相信以色列人也不可以吧！筆者認為《十二書》可以視為一卷書，但裡面有一個嚴謹的寫作策略則又未可見。

筆者認為「正典分析」及「組合分析」都是對福音派釋經有著重要的貢獻，特別讓我們讀聖經時，著重其合一性及與上下文的關係，而不是零碎的個別經文去理解。不過，好些時候我們福音派的學者，過份強調其合一性，以致用一些富趣味性的大綱去貫穿，又未免去向另一個極端。要研究聖經，就要盡量客觀。有時我們福音派實在過份強調聖經的合一性，筆者反而認為，經卷間雖有其合一性，也有其獨特性，不應總是一體的看，更不要為了增加書卷的趣味性而強加一個似是而非的大綱。

最後，有兩點不得不提的是：一、Barr指出，舊約正典的完成，主要在Hippo（397）及Carthage（497）才正式定奪，所以耶穌時代的舊約正典，雖然可以大致看出也是分為訓誨書、先知書及著作，但未必真的是我們現在的希伯來文聖經的舖排，這一點仍要留意。所以，現在的Final Form權威之問題，也是有待學者繼續研究的。二、「正典分析」及「組合分析」的焦點仍集中於舊約中，而新約和舊約的合一性及獨特性仍有很多研究的空間，也是現在新約學界的趨勢，就讓我們走著瞧吧。